器官捐献协调员：见证生命的延续和“重生”

        正如南华大学附二医院集团院长、党委书记罗志刚教授所说，大年初五，为了一例器官捐献，她们放弃了难得的休息和与家人团圆的机会，整整忙乎了两天时间，她们的牺牲与奉献，也是生命的礼物。
 

 

        （见习记者  朱嘉林）器官捐献协调员是一个特殊的职业群体，工作没有白天和黑夜之分，没有省内和省外之分，有他们的地方，可能会有死亡，但也会有新生。人们常常将其视为器官劝捐员，甚至有少数家属极端地称他们是“贩卖器官的魔鬼”。但其实，他们的工作只是在消逝的生命和危急的患者之间搭建起爱的桥梁，帮助更多在生死一线殊死拼搏的患者树立信心，带去希望。

南华大学附二医院作为衡阳地区唯一具有器官移植资质的医院，就有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2015年，这个群体披星戴月、风雨无阻，为我市器官捐献事业付出了巨大的努力，终于实现了我市19例成功的器官捐献。
 

        这个群体仅仅只有3人——谷朝晖、常珊、谭春梅，这看起来弱不禁风、势单力薄的3位女性，以刚毅的斗志、坚定的决心和超强的忍耐力为19名肝脏重病的患者带去了健康肝脏、38位尿毒症等肾病患者带去了希望，帮助38位患者重见光明。这看似普通的阿拉伯数字，却使得95位器官衰竭的患者重获新生。
 

        除夕当晚，协调员连夜前往祁东，劝导家属同意器官捐献，辛苦时她们只得在车上稍作休息
 

        A、她们看人哭，招人骂，挨人打
 

        2016年1月29日，记者来到南华大学附二医院，在人体器官捐献办公室见到了这三位器官捐献协调员，探寻了这一特殊职业背后的故事。

        谷朝晖向记者介绍，她们的主要工作就是动员患者家属能够接受逝世后人体器官捐献的理念，使患者去世后能够把器官捐献给有需要的人，帮助他人获得重生。说来简单的劝导，实际操作起来的困难绝非短短几行字能够表述清楚，其中的辛酸和艰辛是非常人能够理解的。
 

        “沟通真的不是一件易事，尤其是在家属即将逝去亲人而悲恸欲绝的时候。有时候我们确实是不知道怎么开口，因为我们的出现本身就是与氛围相违背的！”谭春梅告诉记者，看着患者家属沉浸在痛苦中伤心落泪，我们还过去讨论死亡、提出器官捐献，遭人骂都是常有的事，有时还会被人打。
 

        “留全尸”的传统观念，是市民心中排斥器官捐献最大的因素。“患者家属一听到我们劝他们做器官捐献，第一反应就是‘人还没死，你们就惦记他的器官’。因此，我们工作的开展遭受到了很大阻碍。其实，我们协调员劝导的对象都是已经脑死亡或者濒临死亡的患者家属。这群患者，基本是靠着呼吸机维持着生命，只要一拔掉呼吸机，生命随之消逝。”谷朝晖向记者介绍。
 

        即使解释再多，但仍旧有大部分的家属不理解。50多岁的陈阿姨骑摩托车载儿子回家的路上发生意外，送往医院抢救时陈阿姨心脏已经停止了跳动，虽然儿子同意将母亲的器官进行捐献，但是同意书上还必须其父亲签字，于是儿子带着协调员找到了离家出走多年的父亲。
 

        谷朝晖回忆道：“患者的丈夫在高速公路旁的涵洞里造了一个屋，并独居在此。当时我们只能把高速公路旁的铁栅栏扯开一个小口，然后钻进去，穿越过足足有膝盖高的灌木丛才找到那个涵洞。患者儿子走在最前面，我们紧跟其后，由于灌木丛勉强只能容得下一个人，于是我们在后面只得挨个排队走，刚表明来意就看到患者的丈夫拿起一根木棍，发出一声巨吼，作势要来打我们。患者儿子掉头就往后跑，我们被撞得摔进了灌木丛里，由于担心其父亲真的会作出过激反应，我们只得马上爬起来，也往相反的方向跑去。跑到高速公路上了，我们才歇了一口气，一看，腿上全部是被树根、倒刺刮伤的印子，血迹斑斑。”

常珊无奈地感叹道：“在成功完成一例捐献的背后，可能是数十次的不成功。有时候，我们为了完成一例捐献披荆斩棘，没日没夜地陪着家属，开导他们，好不容易换来了家属口头的同意，但最后签字时，家属可能迟迟落不下笔，最后还是后悔了。我们除了惋惜健康的器官被火化，却什么也不能做，那个时候我们真的是难受到说不出话。”
 

        当问及如何去安慰那些悲痛中的亲属时，谷朝晖告诉我们：“其实那个时候，再多的话语都是苍白无力的，我们能做的唯有陪伴。一位失去儿子的母亲看到儿子的遗体进入手术室，哭坐在走廊的地上，当时我什么都没说，就是蹲在地上抱着她，给她依靠。”
 

        “我们对待捐献者的亲属就像自己的亲人一样，并与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友情。由于现在器官捐献开展的‘双盲’政策，即供受体双方信息完全保密。因此，有很多捐献者的家属过后还会问我，捐献者的器官是否用到他人身上？能不能发挥作用？受捐献的人是否恢复健康？”谷朝晖向记者说道。
 

        面对这样的疑问时，谷朝晖都会如实告诉他们，因为有了捐献者的器官，许多条生命都免去了死亡的威胁。当捐献者的生命在消逝后，器官却能在他人身上得以重生，这对家属而言，无疑也是一种慰藉。

在南华附二的新春联谊会上，三位器官捐献协调员将他们所遇到的感人故事用情景再现的方式重现给观众。
 

        B、没有器官捐献，他们就在等待中离世
 

        据了解，器官捐献协调员的工作除了劝导家属以外，还需要参与美化和恢复遗体容貌直至遗体火化的全部过程。

        艰辛的工作背后，还难以得到公众普遍的理解，协调员也常有坚持不下去的时候。谭春梅带着记者来到该院肾移植科，她告诉我们，每次绝望的时候来看看这里的病人，她马上就能重燃斗志。

        记者了解到，整个病区有300余位尿毒症患者，他们由于肾衰竭，身体无法排除毒素，导致面部蜡黄、嘴唇淤青。他们在煎熬地等待一个适合自己的肾脏，如果没有，他们就会在这等待中离世。
 

        为了维持生命，有的患者甚至需要一周做3次血液透析，每次需要4到5个小时，他们的生命紧紧地与透析室捆绑在一起。10岁的女童天天是患者中的一员，患有尿毒症的她已经苦苦等待肾源1年多了。如果没有适合的肾源，10岁的小生命岌岌可危，而如果有匹配的肾源，只要成功进行肾移植，完全可以恢复得与正常人无异。有无肾源，对于像天天这样的尿毒症患者而言，是“地狱”与“天堂”的差别。

“如何能够救她？唯有拼尽全力去争取更多的器官捐献，让那些已经脑死亡患者的器官在他人身上得以延续。”谷朝晖说道：“这也是我们工作的最大意义。”
 

        很多市民对器官捐献不理解，认为不应该在患者活着的时候让他们签订同意书。谷朝晖借此告诉市民，车祸等意外而造成的脑死亡患者心脏随时可能停止跳动，一旦心脏自然停止跳动，再来谈器官捐献就来不及了。
 

        签订器官捐献同意书，意味着一个生命永远的消失，同时，也承载着重生的希望。